宋任穷，我国核事业主要开创者之一。

男，湖南浏阳人，历任三机部（后改为二机部）部长，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他主持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原子能工业建设的计划方案》，经常深入地质队、矿山、建设工地和研究所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全面推进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苏联毁约后，他坚决贯彻党中央“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的时间搞出原子弹”的决策，注重建立中国自己的核科研基地和工业体系，为我国核工业稳定有序地实现完全、彻底自力更生奠定了良好基础。

把我调出来吧

作为开国元勋，宋任穷的一生，丰富而传奇。晚年的宋任穷接受了一些同志的劝说——以亲身经历展现新中国成立与建设的不易、为后辈留下一些史料，通过口述留下了一本《宋任穷回忆录》。宋任穷女儿宋勤也是在这本回忆录中才详细了解到父亲的人生经历。令她深感惊奇的是，80多岁的父亲竟如此清楚地记得自己那些经历，清楚到某场战役所发生的地点、时间、参战部队番号以及一些干部特别是烈士的名字。“可能那些经历对他都足够刻骨铭心吧！”

1956年4月，周恩来总理对刚授上将军衔不久的宋任穷说：“你从军队里抽调一名中央委员来加强地质工作吧。”思考了两天之后，他对周总理毛遂自荐说：“把我调出来吧。”当时，同一级别，军队的待遇比地方待遇高。

冬天去北方，夏天去南方

1956年11月，宋任穷调任二机部（当时的三机部）部长。对于这一时期的父亲以及二机部，宋勤的记忆很少。

“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见不着他，平时就见不着，他在二机部那会儿更见不着。那时我正在上高中，每天忙于学习和参加各种活动，并没有留意爸爸去哪儿了。”宋勤风趣地说。

1977年出任七机部部长时宋任穷已经近70岁了，为了推动各项任务尽快完成，他到基层各地奔走调研。冬天去北方，夏天去南方，并且尽可能抵达每一个工作点，看望到所有的一线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无论问题大小都尽力为他们解决。

去内蒙古调研时，风雪交加，道路冰滑，尤太忠书记担心他出事，就给他派了一辆带链子的车。在距离呼和浩特市一百多公里的四十四所，他连一个正在吊车上工作的工人都不忽视，也上去慰问了他。

“我是2009年为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活动去呼和浩特市听那里的人讲的这件事。那些人说起宋部长来仍然很感动，他们一直记得我父亲，说他去哪儿一定要把每个单位、每个人都看到、问到，事后为他们解决了不少问题。我听了也很感动。”宋勤说。

党的人、组织的人、人民的人

“在我印象中，父亲的一生就是南征北战、东遣西调的一生。工作岗位需要去哪儿他就去哪儿，党需要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从军队到地方，从这个部到那个部，走到哪儿他都必须把事情做好。对于我们来说，他是属于党的人、组织的人、人民的人。”宋勤说。

宋任穷平常灌输给子女的观念就是人不论地位高低，都要相互尊重。在这一观念下，宋家的人和家里的工作人员关系非常好。在父亲的影响下，宋勤还利用暑假和同学到工作人员的家乡去参加劳动。

“父亲在七机部当部长的时候，我和我先生也在七机部工作，但我们并没有因为他是部长而享受到什么福利，我们知道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也非常认同他。当时我们和一名张姓同事及其家人共住一个套间，两家人共用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父亲还去我们住处看过。”宋勤说。

挤牙膏、挤牛奶，挤多少算多少

“二机部创业初期，最重要的是队伍建设，毛主席和党中央很重视原子能事业，所需人、财、物都予以大力支持，主要的难点在于协调落实到位。我父亲就想办法四处筹集干部、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等。”宋勤说。

从1956年到1958年，在核科学技术与核工业领域，中苏共签订了6个协议，宋任穷负责签了4个。

在与苏联签订协议之前，宋任穷就领导二机部确立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努力争取苏联援助为辅的方针，把苏联的援助纳入我们自力更生的轨道。1959年6月，苏共突然来信说要推迟提供协议中的模型和资料，预感对方可能要毁约，我方科技人员就积极跟苏联专家交朋友，对口学习，要资料、学技术，按当时的说法叫“挤牙膏、挤牛奶，挤多少算多少”。

由于二机部各方面做好了应变准备，加速了自力更生进程，1960年7月苏联撤走后，我国原子能事业平稳过渡。

1960年初，宋任穷在广州学习，其间去见毛主席，被问及何时爆炸原子弹时回答说，“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

你们要去连鬼都不去的地方

原子能事业初创者在大漠中的生活非常艰苦，那里“春暖花不开，柳绿燕不来，风沙漫天舞，一天四季在”。吃的是“无缝钢管”（指从南方运过去的老了干了切不动咬不动的空心菜）。有新人要来时，宋任穷就嘱咐说你们一定要跟人家说清楚，这个地方很苦。

他曾对一个人说：“我宋任穷就是一个穷字，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一片荒野，漫无人烟，连鬼都不去的地方，你们来了，就是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天，宋任穷和刘杰去研究所看望科研人员时，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搞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口气变成动力，把我们的事业搞成功。”

1960年6月左右，宋任穷快要被调走之前曾组织开了一次动员会，地点就在当时九局建造准备用来放置苏联的原子弹教学模型的仓库里。一二百名干部席地而坐，宋任穷说：“他们不给，我们就自己干，一定要把压力变成动力……”一位同志听后说：“我们就是要把奋斗的奋，改成愤怒的愤，发愤图强，就憋着这口气，就要争这口气。”

盼的就是这一天

1960年，在国家面临严峻的困难局面时，宋任穷调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他从二机部调走时，正是苏联毁约后核工业自力更生的关键时期，他不愿意在那个时候离开，就去找聂荣臻、贺龙、罗瑞卿等人，他们也都同意他留下，后来他又去找书记处的彭真和邓小平，邓小平说：“主席定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们也不说了。”

“父亲是真的不愿意走，去了东北局后，他也一直与刘杰保持着联系，不管是刘杰到东北，还是我父亲去北京，只要能见上面，他们一定见面长谈。从我父亲任职二机部到离开，他们两个人一直是在核工业大楼2楼4号共用一间屋子办公，按刘杰的话说不是缺房间，是觉得那样挺好的，而且工作效率高。”

已知试验成功，并得知要广播时，宋任穷就一直守在收音机旁等着，但他迟迟等不到广播，一直到当天22点中国才向世界宣布喜讯。

“听到这个喜讯时，我正在哈军工读书，特别激动地做了一个黑板报，作为父亲的女儿，我都这么兴奋，父亲亲自带的队伍，1960年他还亲自向主席汇报过相关工作，盼的就是这一天，可以想象他当时更是什么心情！”宋勤说，“82岁时，父亲还去参观过大亚湾核电站和秦山核电站，看到核能实现了和平利用，父亲很高兴。”